我们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非立宪主义国家转型为立宪主义国家的个案中可以看到，这种转型是有可能成功的，其中除了思想的因素外，当然还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例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市民社会的成长等。

相对于非立宪主义的国家来说，立宪主义国家的成立，可算是一种道德上的善，亦即是说，立宪主义国家的创建是值得争取的，从非立宪主义国家到立宪主义国家的过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有人﹙Holmes, 1988﹚把宪政对民主的约束比喻为古希腊神话中 Ulysses的情况：Ulysses要同伴把他捆绑在船桅上，以免他受到海妖歌声的蛊惑。

三、立宪主义的基本元素《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同时，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立宪主义的建立是符合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他们把立宪主义对专制主义的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执政者往往都滥用权力。但克伦威尔去世后，查理斯二世﹙Charles II, 在位于1660年至1685年﹚复辟，革命告一段落。三权分立的三权都是以法律为坐标来定义的，而法律的内容则由立法机关决定。

二、立宪主义的历史立宪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滥觞和成长与西方从古希腊和罗马文明时代至中世纪再到近现代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政治和法律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立宪主义在当代的第三大课题，是如何处理多民族或族裔和多元宗教、文化和语言国家里的冲突，包括国家中某些地区的群体要求自治或甚至脱离原来的国家并组成独立主权国家的呼声。而国际法上的国家基本权利，传统上主要指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和自卫权等，与人性尊严这一宪法核心价值并无直接关系。

从实践看，自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是共存的国际法为国际法主流的时代。与国家宪法相似，人性尊严同样是国际法宪政的基本规范(Grundnorm)。实际上，在冷战后包括近年来的反恐、低碳时代，全球治理使主权国家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之中：一方面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另一方面却在经历着一个权力逐渐分散和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合作的国际法确认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人格，主要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法律关系。

但是，延绵至今的威斯特伐利体系并没有解决国际法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的主流逻辑是不关注国家、主权及其国际法的正当性，而以主权论证国际法体系的合法性，并反之以国际法论证国家及其主权的有效性。第五，国家的基本权利不具有与个人基本权利相似的先宪法性质。

国际法的宪政，是逐渐有差别的和有等级的国际法的简称，是政治统一体的象征，旨在加强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并建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结构[42]853－909。二、宪政的国际法：概念构成1964年，德裔美国国际法学者沃尔夫刚•弗雷德曼(Wolfgang Friedman)在《变动中的国际法结构》中提出，国际法的结构一般经历了从共存(co－existence)到合作(co－operation)、再到共同体(community)的发展。四、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传统国际法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依据，而这正是近年来全球宪政以及国际法宪政命题的一种主要针对问题。第三，国际法的逻辑起点建构在国家主权而不是人民主权之上。

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在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力中心的结构形成之后，必将直接影响国家权力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宪法成为设置不同群体的政治优势或障碍得以实现权力制衡的充分表达。②共同之善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在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各有其义，一般地说是指对一既定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所共享和有利的善。法国学者西耶士认为，本质上人民主权存在于国民的制宪权中，制宪权与人民主权如同一体的两个面向心[22]85－86。

笔者认为，全球宪政反映于国际法的面向，主旨在于借鉴国家宪政在制度设计和政治设想上的成就，以人权保障、国际法治和民主治理等宪法原则组织国际法体系的规范等级，形成国际共同体的基本法律秩序，指引主权权力在国际和跨国层面的运行，实现对国际共同体中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保障和协调，旨在促进国际法秩序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因此，最简单地说，国际法的宪法化即出现、创制和确认国际法秩序中的宪法要素的持续过程[29]397－411。

制宪权理论与人民主权学说一脉相承，是人民主权学说在价值形态上的合理延伸，其价值功能在于推动间接民主的实现和保证各种法律规范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基础[23]560。简言之，全球宪政谋求通过国际法规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公权力，进而实现规制国际政治社会。

在宪法学上，国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先于国家而存在，为宪法所确认和保障而不仅仅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政的国际法和国际法的宪政，使以有效性为特质的现代国际法增加了正当性的价值判断，逐渐转化为对国际法合法性的法律话语和现实诉求，终将影响到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变迁。例如，以国家之间为主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最典型的共同之善[11]15。除国家及其政府外，全球治理的主体还包括正式的国际组织以及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等。这一时期所签订的条约，主要是主权统治者之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其内容多为在发生战争时获得相互之间的援助，或者旨在通过建立新边界或确定以前的边界来恢复秩序和调节边界纠纷。实体上，宪法的内容要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原理，即保障人权的实现并抵抗国家权力对人权的侵犯。

例如，这种合法性观念反映于国家的构成标准上，根据1933年12月《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第1条的规定，领土和人口这两个标准实际上受制于第三个标准，即有效的政府，强调的是政府对领土和人口的事实状态下的控制和统治，是一种统治有效性而不是正当性的表达。在笔者看来，Bedjaoui所谓国际共同体概念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而尚未指明国际法的更新发展是出现了宪政的曙光。

从宪法学看，宪法学所建构的合法性理论，以人民主权和个人的基本权利为起点，以制宪权表明制定宪法的合法性。宪法化是对既定法律秩序中宪法的出现之简称，意味着一套规范发展为宪法，或者一个实体制定了宪法。

简言之，国际法的宪政发展，使全球治理活动逐渐合法化，并为全球宪政的正当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宪政的国际法确认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其所构成国际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程序上，则作为实践理性的行使，这类价值通过制度加以明确、解释和平衡，并因此通过商议和决策的形式诸如宪法契约和公民投票之类，以满足所涉及的合法性需要。总之，全球宪政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全球治理，又能动地为全球治理提供补偿、基础、保障和指南。前者描述一种过程，后者相当于一种精神态度或一套完整的体系[28]12－16。国际法应是一个更加客观的概念，应更加反映集体良知和所组织共同体内国家的社会必要性。

我国学者易显河提出，国际法在冷战巅峰时期表现为共存，在缓和时期表现为合作，在冷战后表现为共进(co－progressive)。《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原则，并非仅仅是对主权的限制，而是主权平等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37]837－851。

有学者认为，全球宪政依托于联合国、欧盟和世贸组织等全球治理位置，宪政、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为其主要发展和争论问题提供了跨学科的分析[1]。笔者认为，国际法人本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尊重人性尊严。

全球治理的全球宪政面向，要求在国际法学中建构一种宪政理论，分析全球宪政趋势，解释国际法的宪法和宪政问题，提出国际法宪政的理想前景以及指导国际法的宪政实践。主权权力在国际层面的运行既需要宪政的构成，也需要限制，而个人的基本权利对公权力的抵抗功能同样在国际层面得到彰显。

本文以下即对此作出初步立论，以求批评及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宪法化发展，这种正当性的缺失正在得到弥补。在此基础上，宪法化所指向的宪法应当是宪政宪法或正当宪法。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在实践中表现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人本化、法治化和民主化。

国际法学认为国家主权具有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两个面向，其中内部主权解释了国际法在国家法律秩序中的效力依赖于国家的同意。在日本学者筱田英朗看来，宪政或立宪主义是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绝对国家主权和世界政府之间倾向折中的政治表达。

在规范的意义上，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等。关于互惠的国际法，规定在各种具体问题领域中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的条件和规则，一般受关于政治架构的基本法规限定。

尽管同样是针对全球或国际问题的一种理论，全球宪政理论的兴起仿佛只是近几年的事情。有学者认为，确定公权威(public authority)如何行为的方式之基本法构成了国家的宪法，以此比较国际政治过程，在全球政治体(global polity)中管制政治活动和关系的最重要规范的总体，可以被称为国际宪法[10]1380。